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2015年刑法,  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

10月27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初次审议。1997年,现行《刑法》生效实施后,已对其进行了八次修正,时隔仅仅三年,刑法再次迎来第九次大修。  在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反腐呼声不断高涨的大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改,对惩治腐败的条款做了进一步完善,加大了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比如取消了5000元入罪“红线”,加大了对行贿的处罚,减少了行贿者的减刑概率。  调整受贿罪入罪“红线”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称草案)将现行刑法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具体数额的规定改为视情况而定。  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取而代之的是“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  现行刑法将5000元作为受贿罪入罪“红线”,受贿10万元以上就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这一规定于1997年刑法修订时确立,迄今未做任何修改,然而17年间,该量刑标准因与司法实践不相适应,备受诟病。  1979年《刑法》根据受贿是否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规定了两个法定刑档次。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明确规定受贿2000元的可治罪;1997年刑法典沿用了这种规定定罪量刑具体数额的立法模式,只是将这一数额标准提高到5000元。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1988年的补充规定和1997年刑法典对于统一司法、统一定罪量刑标准是有积极意义的,相比1979年刑法典的概括性模式,统一标准的规定更加明确、公正。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研究室主任刘仁文认为, 从1997年至今,17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价的变化,人们拥有货币的数量及其对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也在随之发生变化,5000元的数额标准已经严重滞后于现实生活。  此外,对受贿罪的刑罚几乎完全按照受贿数额来规定法定刑档次的做法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极不合理的现象。  比如,目前刑法规定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判处死刑。这就意味着,10万元是重刑与相对较轻刑罚的分界线。实践中,一个人受贿10万元可能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受贿500万元也可能最终只判15年。这是极不协调也不合理的。  刑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介绍,事实上,司法实践中也往往难以严格按照这种机械化的数额标准对受贿数额巨大的犯罪分子进行判刑。这就造成了有法难依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刑法的权威性和刑事司法的严肃性,更无法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  两高将出司法解释  有人担心,法律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数额作出规定,那具体量刑标准如何确定?  如果只依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同的法官由于知识水平、社会经验、职业道德不同,就会出现量刑的不同。所以,“情节特别严重的”模糊的规定,会造成贪污、受贿罪法定刑不确定,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也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相悖。  对此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对媒体表示,具体定罪量刑标准可由司法机关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掌握,或者由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制定司法解释予以确定。  阮齐林估计,两高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之中,很可能在现行标准上提高5到10倍。1998年两高司法解释的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以30000~100000元,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2013年3月18日,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规定,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三十万元至五十万元以上的,认定为“数额特别巨大”。  15年间,量刑定罪的标准提高了十倍。  司法解释作出如上调整,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从1997年到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了4.6倍和3.7倍。  有人担心法律不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数额作出规定,是否会减轻对贪污受贿犯罪的打击?  阮齐林认为,此种担心是多余的。现行刑法采取了固定的数字标准,草案将腐败的固定数额标准改为“数额+情节”,更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更正,打击腐败犯罪。  因为犯罪数额并非是衡量犯罪社会危害性的唯一根据。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还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利益的损害、社会影响的大小、受贿次数的多少、滥用职权与否等其他情节。也就是说,并非受贿数额越大,社会危害性越大。比如,有的官员让不合标准的产品流入市场,虽然受贿数额不大,但是却造成多人伤亡,社会危害性很大。有的是他人应取得的合法利益,受贿人也依照规定办理,没有滥用职权,虽然收取的贿赂数额较大,但是社会危害性却不大。  此外,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从两个方面加大了对行贿的处罚力度,一是对多种行贿犯罪增设了罚金刑。二是严格设定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规定只有在犯罪较轻且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确实起了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才可以免除处罚。  而现行法律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资深刑辩律师、京都律师事务所张殿龙介绍,由于法律的上述规定,司法实践中,大多数行贿者都会主动交代行贿行为,被从轻判刑或缓刑。  这导致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重受贿、轻行贿”,惩治贿赂犯罪时“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  近年来,丁书苗案等行贿案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暴露出行贿犯罪的“主动性”以及腐蚀公权力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舆论要求加大行贿犯罪惩处力度的呼声越来越强。

近年来,在我国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为了惩罚犯罪,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83条拟作出重要修改,下面,律师365小编为大家详细介绍2015年刑法受贿罪最新的量刑标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18日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细化了贪污贿赂犯罪的认定标准,贪污、受贿罪起刑金额由5000元提升至3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300万元以上。此外,《解释》还对《刑法修正案》中新增的“终身监禁”的具体适用进行了规定,并明确了房屋装修、债务免除、会员服务、旅游等隐性贿赂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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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刑数额

当前我国贪污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存在难以全面适时反映贪污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问题。专家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九)中确立“数额+情节”的二元定罪量刑标准,然后由司法解释规定并科学、合理设定具体数额标准。

贪贿300万元或可判死刑

日前,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暨刑科院院长赵秉志撰文表示,刑法对贪污罪、受贿罪规定刚性的具体数额标准,其立法初衷是为了从严惩治贪污受贿犯罪,但实行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难以全面、适时地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二是难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三是量刑不统一,影响刑法分则个罪之间罪刑设置的体系协调,难以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利于发挥刑罚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预防作用。

根据《解释》,贪污、受贿罪“数额较大”的一般标准由1997年刑法确定的5000元调整至3万元,“数额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2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的一般标准定为300万元以上。

因此,应当取消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标准,改为“数额+情节”并重的二元弹性模式。修改之后,再由司法解释根据反腐败形势和经济社会的相关情况,明确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的具体数额、情节标准。

贪污、受贿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追究刑事责任;数额不满“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但达到起点一半,同时具有特定情节的,亦应认定为“严重情节”或“特别严重情节”,依法从重处罚。贪污、受贿数额在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法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九)》对刑法第383条拟作出重要修改,删去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

>>释疑1.为何要调整量刑数额?

赵秉志认为,上述修法主张,凝聚了近年来各界要求修改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思想共识和智慧,必将对更加科学有效地治理贪污受贿犯罪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社会在发展GDP在增长

他认为,关于“数额+情节”的二元弹性定罪量刑标准,需要注意几点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长裴显鼎介绍,去年11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取消了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代之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以及“较重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情节”。但在实践中,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办理当中存在不少法律适用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概括数额即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档次,而非具体的数值或者数量。另外,规定概括数额标准,适当采取带有一定弹性的概括性用语等,只要没有超过合理的限度,就不违反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原则。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认为,我国对贪污、受贿起刑点的设置经历了从2000元到5000元再到《刑法修正案》“数额较大”的概括规定。这期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巨大,人均GDP自1997年至2014年增长了约6.25倍,将5000元的起刑点进行适度的提升也是势在必行的。

第二,数额和情节应当并重。《刑法》第383条关于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规定,其缺陷并不是完全没有考虑情节的因素,而是情节标准贯彻不彻底,且处于附属地位。

2.提升起刑门槛,是从宽还是从严了?

另外,无论犯罪数额为5000元以上或者以下,对行为人量刑的轻重主要是取决于数额的大小,数额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判断社会危害性轻重的基本依据,情节因素只是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不会导致犯罪圈骤然缩小

与数额相比,情节因素在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中显然处于附属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苗有水说,司法解释通篇体现了对贪污、受贿犯罪从严的精神。《刑法修正案》对贪污罪、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由过去单纯的“计赃论罚”修改为数额与情节并重,也就是说认定贪污、受贿行为构成犯罪、判什么刑,既要看数额,也要看情节。即使未达到数额标准,但具有一定较重要情节的,也要定罪,并按相应的量刑档处罚。

正是因为立法上以数额大小作为确定刑罚轻重的基本依据,使得数额标准在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中权重过高,导致数额呈“超载”现象。

“5000元到3万元,似乎存在较大幅度提高。但从1997年到2016年近20年间,5000元的定罪数额确已不适应社会发展。从司法实践看,这种定罪数额的调整对于贪污受贿罪的实际惩治其实不会发生太大的影响,也不会让贪污受贿罪的犯罪圈骤然缩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说。

加上司法实践中贪贿犯罪“数额中心论”甚至“唯数额论”影响深远,对情节因素重视不够,甚至忽视了对情节因素的考量,使得实践中出现情理法冲突、宽严失度、罪刑失衡等不合理状况。

3.不够3万元的贪腐怎么处理?

确立数额与情节并重的二元标准,将数额和情节都作为衡量贪贿行为社会危害程度的基本依据,使它们在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中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可与党纪政纪处罚相衔接

观点定罪数额根据人均收入调整

苗有水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低于3万元的贪污、受贿行为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解释明确规定,贪污、受贿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同时具有司法解释规定的较重情节的,同样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具体数额标准的确定,赵秉志认为,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具体数额的确定应当考虑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货币购买力、居民消费指数、通货膨胀等因素,这样才能大体反映出贪污受贿行为的客观危害程度,也比较符合公众对贪污受贿行为刑事处罚根据的基本认识。

“无论是不具有一定情节的以3万元为定罪起点,还是在具有一定情节时1万元即可追究刑事责任,都是相当低的入罪标准。”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阮齐林表示,“通过压低入罪标准,有助于强化‘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戒律。”此外,不是所有的贪腐行为都要进行刑事处罚,应当给党纪政纪处罚留有空间。阮齐林认为,如果刑法门槛定得过低,党、政纪律处罚反而没有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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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受贿罪最新量刑标准 ,刑法修正(九)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修改了哪些

2终身监禁

贪污受贿罪量刑标准是怎样的

须与死缓裁决同时作出

刑法修正案九受贿罪司法解释

《刑法修正案》新增加了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的规定。在死刑适用方面,《解释》从实体及程序两个方面予以明确。在实体方面,《解释》明确,对那些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过重,判处一般死缓又偏轻的重大贪污受贿罪犯,可以决定终身监禁。在程序方面,《解释》明确凡决定终身监禁的,在一、二审作出死缓裁判的同时应当一并作出终身监禁的决定,而不能等到死缓执行期满再视情而定。

>>解读

终身监禁不受服刑表现影响

裴显鼎说,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一般死缓之间的一种执行措施,但又比一般死缓更为严厉,并与死缓判决同时作出。这也就是说,终身监禁一旦决定,不受执行期间服刑表现的影响。

“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将终身监禁作为贪污受贿罪的死刑替代措施看待,而不适用于因犯有贪污受贿罪原本就应该判处死缓的人,从而防止终身监禁的不当适用。”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说,“终身监禁的裁定必须在裁判的同时就作出,意味着一经作出就必须无条件执行,不能再减刑、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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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隐性贿赂

享受免费旅游也是受贿

《解释》划定了清晰的贿赂犯罪中的财产范围。根据《解释》,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解读

贿赂犯罪手段越发隐蔽

裴显鼎解释称,根据反腐败斗争形势的需要和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中贿赂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和新颖,出现如低买高卖的交易、给予干股、合作投资、委托理财以及赌博等。实践中提供或者接受这些利益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行贿人支付货币购买后转送给受贿人消费;二是行贿人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行为人消费。两种情况实质相同,均应纳入贿赂犯罪处理。

阮齐林表示,《解释》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概念扩张到“财产性利益”,将有效应对“请托人将在社会上作为商品销售的自有利益免费提供给国家工作人员消费”的情况,易于检察机关成功起诉贪污、贿赂犯罪,也有利于法院适用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判刑。

关键词

4领导身边人

身边人收钱领导同追责

《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贪污受贿犯罪作出明确规定,并且规定将贪污、受贿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或者社会捐赠的,不影响犯罪认定。此外,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同时滥用职权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除刑法另有规定的一律实行数罪并罚。

此外,《解释》扩充了“为他人谋利”等情节,其中包括上下级之间的感情投资。明确实际或者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以及履职时未被请托但事后基于该履职事由收受他人财物等情形,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表现形式。不论是否实际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不论事前收受还是事后收受,均不影响受贿犯罪的认定。

>>解读

避免官员以此规避法律

近年来,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身边人”借着“领导关系”大肆敛财。“这种情形的确成为某些领导干部收受贿赂、规避法律的一种方式。”苗有水表示,《刑法修正案》已经增加了相关罪名,司法解释也对相关定罪处罚标准予以明确,使法律得到更好实施。

他说,司法解释规定“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国家工作人员知道后未退还或者上交的,应当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具有受贿故意”,即对国家工作人员作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只要其知道“身边人”利用其职权索取、收受了财物,未将该财物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即可认定其具有受贿故意。

“司法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辩解其是在‘身边人’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后才知道的,并没有受贿故意,不构成受贿罪。”苗有水认为,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扫除了司法中的障碍,对国家工作人员规避法律的这种情况能给予有效打击。